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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言：1998年,經濟學人第一次出現“華為”; 2012年,“華為威脅論”成為封面文章。這十四年里,威脅論是如何從無到有,從小到大的?外國人眼中的典型中國大企業,究竟是種什么面孔?本文將從頭道來。

一般來講,威脅有兩種,或者是已知的力量太強,比如地震;或者是未知的力量太多,比如妖怪。在外媒眼中,華為兼具了這兩方面——實力的威脅,未知的威脅。下面,既是一份檔案,又是一個傳奇。

一、《經濟學人》的水晶球

1998年 6月25日,克林頓訪華,一千二百余人隨行,白宮大隊里的商人兩眼放光,滿是貪婪。

《經濟學人》極有先見地告誡這些訪問者——不要以為能在中國輕易撈到錢,那里的本土企業正在成長。

“你們知道華為嗎,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,一聽名字就很土。但是,就在96-98年,跨國電信企業在中國打下的市場,已經被中國本土企業奪回了一半,華為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。它不是靠偷取技術,也不是靠政府補貼,它也懂研發,懂營銷,有野心,有計劃。此時的華為,恰似10年前的諾基亞,誰又敢說10年后華為不是諾基亞?!”

十四年后,華為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制造商之一,再看此文,讀者會不會發出同樣的感慨:《經濟學人》有水晶球嗎?

二、十年磨一劍

十年,放到商戰中,就是滄海桑田。

這十年里,華為屢傳捷報,《經濟學人》一一跟進。條分縷析,大致有三條線索:

其一,研發能力。

華為一開始就是技術流。

九十年代,中國農村市場廣闊,產品匱乏,只有它,研究針對性產品;

2000年前后,它先后在印度、瑞典、美國設立研發中心,吹響全球科研集結號;

2005年,在深圳打造華為大學,氣派程度堪比白宮;

2008年,在國際專利申請榜上躍居第一;

2010年,《經濟學人》將年度公司創新大獎頒給了華為。

在外媒批判中國研發的硬傷時,知識產權已經成了華為的硬功夫。

這一點,構成“華為威脅論”的重要內容。

其二,營銷手段。

華為的營銷策略,被外媒稱為“商場上的毛澤東路線”。

在國內,華為從農村起家,一步步包圍城市。

在國外,華為是哪窮去哪,哪亂去哪,2003年,阿爾及利亞鬧地震的時候,別人跑了,華為去了;同年,伊拉克開戰,別人跑了,華為也去了。于是,到了06年,華為的國外銷量已經達到國內的兩倍,在非洲與中東的銷量一路飆升,在拉美的市場也打著滾增加。

占領新興市場根據地,再進攻歐美大城市。05年,華為成為英國電信供貨商;07年,成為歐洲所有頂級運營商的合作伙伴;08年,攻入北美,成為加拿大重要供貨商。除了美國,華為已在全球遍地開花。

為什么沒有美國呢?看第三條,也是《經濟學人》探討最多的一條——

其三,安全顧慮。

華為初露頭角時,外媒揪住它的老總背景不放,任正非幾年的服役經歷,似乎讓華為跳進黃河也洗不清。

華為走向國際后,外媒開始討論它的政府補貼,一次次質問,如果跟政府沒有關系,你哪里來那么多錢?

05年9月,胡錦濤訪華,《經濟學人》第一次暗示了問題本質:“中國企業的強勢擴張才是真的焦點,中美關系持續緊張才是真的原因,至于華為,只是一個靶子。”

09年4月,英國、美國、印度等采取了實際行動,限制華為發展。《經濟學人》不動聲色,只是拋出一個尖刻的問題:“中國制造里面,是不是有妖怪?中國企業擴張,是不是間諜網?”

至此,華為的實力已得到全球認可,否則,就不會樹大招風了。也正是此時,“華為威脅論”三要素正式到位:研發能力、營銷手段、安全顧慮。而第三點,妖怪式的威脅,引發了后面一個個故事,有深度且有內涵。

三、為什么懷疑?越挖越深!

大家都明白,實力上的雄厚,說理想一點可以服務全球消費者,沒什么好“威脅”的。中國每輛公交車里都能聽到諾基亞的鈴聲,但是,中國政府從不曾對諾基亞說過威脅二字。可是,從西方美歐到東方印度,為什么對中國的企業偏偏多一層“安全顧慮”,如此特殊對待華為呢?

《經濟學人》在11-12年的分析是比較全面的:

11年1月,它剖析了中國企業發展的大背景,毫不忌諱地指出中國自身原因。

“中國的政府力量太強了,想做生意,就要巴結好它。

但是,中國政府既不用像美國一樣巴結選民,也不用像歐洲一樣被法律束手束腳,實在難以保證它不濫用權力。紅二代、官二代能通過灰色渠道迅速發財;銀行總是貸款給有關系的企業;地方政府能自己裁奪各種收費名目。

所以,在中國,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是曖昧的。即便是最有商業能力的中國企業,在國外也會被懷疑,比如華為。”

11年6月,《經濟學人》酒后吐真言,拍著華為的肩膀,說了老實話。

“其實,華為對于疑點已經很誠懇了。03年至今,華為的資金來源總被質疑,于是華為出了一份詳細的報表;98年至今,安全顧慮愈演愈烈,于是華為狠下心,拿出真金白銀,在英國成立了安全認證中心,讓有顧慮的人來測試,軟件硬件隨便測。

但是,華為啊,你要知道,你是一個典型,你能不能成功,不僅代表你能不能跟西方拼,還代表著著中國大企業能不能拼;

而且,你要進這個國際化的高級戰場,也不是你有實力就能進,你還得問問,這些已經進來的玩家,愿不愿意讓你進啊?

你被扣上“威脅”的帽子,被抵制,被禁止,很大程度上,反映著西方對中國玩家的寬容度、接納度。兄弟,我們也是人,是人都有私心,槍打出頭鳥,你要懂啊!”

后來,就到了12年,世界各國對華為的態度已經產生了很大分歧,而美國對華為最為苦大仇深,連破產的小工廠都不許華為接手,逐漸成為問題焦點。《經濟學人》提出了新的解釋:華為是不是坦蕩的君子,已經不再重要;美國是不是患了疑心病的小人,才是問題的關鍵。

它說,“美國有家大公司,也做電信,它的名字叫思科。它曾對中國說,“我的設備能監聽,好幫你對付別人”。所以,相比與華為,美國的電信業似乎更懂得怎么做間諜。類似的事情華為干過嗎?沒有任何證據。問題在于,美國一直在念繞口令:“沒有證據證明你做過,不代表有證據證明你沒做。”華為是不是君子,已經不重要了,美國用什么心態來想華為,才是最重要的。

但是,美國的心態并不好。其一,它自己做過賊,看誰都像賊。其二,中美緊張的關系,更讓事情雪上加霜。美國智庫CSIS曾說:“中美現在互不信任,都認為對方在用電信設備、電信基礎設施來監聽。”其三,越來越多的西方企業跑到中國建廠,希望從低成本中受益。現在,它們還沒享受夠,就要讓位于華為,西方政府自然也難免有私心,想偏袒。”

爭論至此,華為能做的,已經很少了,就算按照外媒的意愿真正上市,恐怕也難以消除懷疑。剩下的任務,正如《經濟學人》所言,不再是企業的,而是國家的:

“美國能不能依法行事,規范說明不讓什么企業進美國,不再隨意打發華為?

美國能不能學一學英國,也建立個華為安檢中心,派幾個過去查,花不了多少錢,直接把華為逐出美國,逼自己買貴的電信設備,豈不得不償失?

中國能不能再主動點,想讓中企走向世界,就不得不搞好中美關系。”

四、大染坊式的悲哀

2004年,國內有部電視劇風靡一時,叫《大染坊》,講抗日戰爭之前,中國曇花一現的民族工業史。寫完第六篇,我腦海中常常出現的,就是日本商人藤井說過的一句話。

中國商界傳奇陳六子與藤井大戰之后,藤井真情流露,說:“個人太強,國家太弱,個人是要吃虧的。”

《大染坊》的最后,東北淪陷,山東淪陷,陳六子大恨,吐血而亡。全書結尾如此寫道:

“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,中國民族工業似一現的曇花,徹底的凋謝了,就像一顆美麗的流星,劃過了中國歷史的天際,人們目送著那顆流星,帶著那長長的嘆息……

當國家不能為人們的生存提供保障,不能成為人生實踐平臺的時候,所有的一切也就似那流星,所有的能力、熱血、才華、激情,也只是垂死者那慘白面孔上一縷燦爛的笑容!”

我們值得期待的是,今日中國非彼時中國,今日看似相同的情形,應該會有不同的結局。